钮仲勋先生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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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以此文怀念钮仲勋先生——*编者按:钮仲勋先生(—)曾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常务干事等职,他学风严谨、为人谦和,在边疆及其他水利史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年5月16日,钮先生走完了94个光辉而丰富的岁月。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老师深感悲痛,谨借助年1月13日发表的访谈和主要学术成果简介,表达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业委员会全体同仁的崇敬和怀念之情。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称: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钮仲勋先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历史地理学研究生,是继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位中国历史地理学开创者之后,我国第二代历史地理学人中的翘楚。年考入中科院地理所读研究生,年留所工作。年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此外还长期兼任《地理学报》《历史地理》编委。他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侯仁之代管的谭门弟子——钮仲勋先生访问记丁超整理按语:钮仲勋(—),别名钮先镗,江西省九江市人,年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后留所工作,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地理学史、水利史研究,著有《我国古代对中亚的地理考察和认识》(测绘出版社,年)、《中国边疆地理》(人民教育出版社,年,合著)、《地理学史研究》(地质出版社,年)、《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年)等。钮仲勋先生是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代表,其人生履历可资世人品鉴,其治学经验可供后学汲取。因此,年清明节小长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在钮先生门下弟子王均研究员的陪同下,赴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小区先生府上,就其家世渊源、求学经历、学术师承、科研历程进行了访谈。家世:九江钮氏王均:钮先生,您以前介绍过自己的传奇家世。我最近发现清朝浙江吴兴有个状元叫钮福保,是你们同宗吗?钮仲勋:他是不是我们一宗的,我不敢说。我的先祖来自浙江绍兴。据家里的长辈说跟钮永建[①]是同宗,戴季陶的夫人[②]也和我同宗。我的堂兄叫钮先铭[③],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抗战时期,他当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工兵团的营长,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战败后,上不去船,跑不了,就躲在南京鸡鸣寺当了八个月和尚。日本人怀疑他的身份,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让他念佛经。好在他有旧学底子,能背下前半部《心经》,才得以幸免。张恨水的小说《大江东去》就是以钮先铭的经历为原型。后来他写了一本《佛门避难记》,讲的就是这段经历。钮先铭后来去了台湾,当过警备副司令,后来没升上去,可能与不是浙江人,没有毕业于黄埔军校有关。他能当上副司令,有人说是白崇禧推荐。我们家里人认为,这也许与魏道明[④]有关。魏道明是我父亲的表弟,我的婶婶是魏道明的妹妹。华林甫:钮先生,您有家学渊源吗?先辈是不是读书人?钮仲勋:我们家搬到九江后,读书之风就不盛了。家里有一个藏书楼,里边大都是普通版本,都是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大路货。因为楼梯是活动,我奶奶不让我上去。我记得最大的一部书就是丛书集成,总共八十箱,缺了一箱。后来,我哥哥上去过。我的这个哥哥后来成了战略学家,叫钮先钟[⑤],是台湾淡江大学的教授。钮先钟也是个传奇人物,即下乡养过鸡,也回城教过书。当过蒋夫人宋美龄的秘书,给蒋纬国上过课,讲授战略论。台湾好多将军都是他的门生。当时,他考中央大学没问题,但英文比较好,于是就考了金陵大学。华林甫:您的子女继承你的事业吗?钮仲勋:实话实说,我没有家学渊源,孩子后来也不搞历史地理。我的大女儿钮海燕本科在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大)读书,本科论文指导老师是宁可先生[⑥],刚刚去世。后来到中国人民大学读过研究生,开始学魏晋南北朝史,后来改成隋唐史。她的第一个老师是曾宪楷[⑦],曾国荃的玄孙女。她跟的第二个老师是沙知先生[⑧],改学隋唐史。后来到外国专家局工作。我的二女儿钮春燕是学海洋学的,从青岛海洋大学毕业后到中科院地理所气候室工作,搞过一点环境变迁研究,研究过历史气候,后来去了德国。求学:我是复旦的第二等学生华林甫:钮先生,我年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咱们是系友。请您谈谈在复旦的求学经历怎么样?钮仲勋:我是年在复旦大学毕业的。徐连达[⑨]是我的同班同学,后来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陆庆壬[⑩]也和我同班,后来当了学校的副书记,再后来调到别处去了。陈匡时[11]比我晚几级。比我高一两班的还有金冲及,低一两班的有裘锡圭。裘锡圭后来调回了复旦大学,给了个杰出教授头衔。从培养人材的角度看,我们班的成绩是中等,不是最好的,也不算最差的。我们班上比较出名的是苏德慈[12],当过神学院的院长。这个人是全国政协委员,前几年刚退休,当时睡在我的上铺。华林甫:回顾您的大学生活,感触最深的是什么?钮仲勋:大学毕业的时候,陈望道校长请搞《孙子兵法》研究的郭化若将军[13]做报告。郭化若说大学毕业生比喻成出厂的汽车。第一等的,车子很好,直接开到终点,不用修理。第二等的,遭遇道路坎坷,车子在途中出现点问题,经过修理,也到了终点。第三等的,就没有开到终点。当时听这个报告,不以为然。现在看起来,我算是第二等的,关山难越,在历史地理学界的道路也不顺利,历经了一些坎坷,最终也算开到了终点。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同班同学大部分成了人大、北大的研究生,当了助教或者公务员。后来,一般同学也就当个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总的来说,我也就算个中上等,后来中科院的研究员也当上了。华林甫:大学毕业以后,您直接就去中国科学院工作吗?钮仲勋:年毕业后,我在天津大学当了几个月助教。接着,我到了清华园,不是当助教,而是当了几年中学老师。我们班当中学老师的就两个人。我当时教的中学,名称很特别,叫“工农速成中学”。你们人大也有,更出名一些。工农速成中学很奇特,六年的课程要在三年内修完。学生们学得很苦,寒暑假就十二天。有这段经历,我勉强算是清华校友。年,又到鲍家街的北京市三十四中教书,再后来就考上研究生,一读就是五年,直到年毕业。我读的研究生,不是复旦大学的,而是中科院地理所的,导师是谭其骧。[14]师承:侯仁之代管的谭门弟子谭其骧“遥控”的研究生王均:您是谭其骧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吗?钮仲勋: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怎样才算谭先生的学生呢?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延安饭店开会,葛剑雄问谭先生:“现在说自己是谭先生的学生很多,严格说起来,哪些真正算是您的学生呢?”谭先生回答说:“有两种人可以算我的学生:第一种,上大学时选过我的课,填过我的选课单的本科生。还有一种人,就是我的研究生。”从这两方面说起来,我都够得上是谭先生的学生。读大学的时候,我选过谭先生三门课:一门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一门是隋唐五代两宋史,一门是中国历史地理。后来,又做了他五年研究生。当然,我不能算谭先生第一个研究生。因为谭先生的研究生,要从浙江大学那时候开始算。建国前,谭先生在浙江大学招了两三个研究生。第一个是王爱云,也就是地理学家黄秉维先生的夫人,算是我的大师姐。王爱云开始在中科院近代史所工作,跟侯先生的夫人张玮瑛是同事,后来自己要求调到北京市十九中工作。谭先生的第二个研究生是文焕然[15],搞中国动物地理出名的。第三个研究生是不是吴应寿,我拿不准。有人说吴应寿是北大的研究生,师从周一良。究竟是不是算谭先生的学生,我不敢说。[16]我可以算谭先生建国以来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以后,谭先生又招了胡菊兴[17]、史为乐[18]。再往后,就是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招收的葛剑雄、周振鹤他们了。与我同年,谭先生在复旦大学是否招研究生,我就不得而知啦。我也是中科院地理所招的第一个研究生。在我之前,地理所没有招过研究生。[19]可以说,我是谭先生“遥控”的研究生,后来既不在谭先生身边工作,也没有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侯仁之先生代管华林甫:您算是侯仁之先生的学生吗?是不是也上过他的课?钮仲勋:我和侯先生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谭先生主要在复旦大学,没时间指导我。于是,谭先生就委托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先生代管。地理所黄秉维所长对我说,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你赶紧去北大找侯先生上课去。当时,侯先生有两个研究生,亲自在北大燕南园自己家里给他们上课。其中一个叫郑景纯[20],是罗振玉的外孙女,有家学渊源,后来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了。郑景纯没写毕业论文,读到第四年,就要求不写毕业论文,给了个实习研究员,工作去了。后来落实政策,研究生读两年,就算毕业。另外一个研究生是王北辰。王北辰[21]可能是四年制研究生,比我早入学,但我是五年制的。除了旁听侯先生的课,当时和侯先生有个约定,每两个星期去侯仁之府上一次,汇报学习中的问题。侯仁之对学生很负责,完全是英国式的培养方法。他很守时,如果你迟到了,会不高兴。侯先生对我比较客气,说过好几次“你是谭先生的学生”。但侯先生真正的研究生于希贤后来送我书,还是称呼“同门后学”。王均:听说侯先生与谭先生当年给你开了一份书单,这是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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