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桓大司马
“东林党”这个概念本来是浙党为了陷害并非朋党的东林诸君子而捏造出来的，就东林书院的实情来看，东林诸君子并非朋党，相反，他们有政党的雏形，只是在秦制帝国的残害之下无法发展为成熟的政党。而关于将东林视为朋党的一些误解，大司马也会在本文中澄清。
在写正文之前，大司马先要普及一个常识：“结党未必营私”，或者虽然“营私”，但追求的是合法利益，就没有任何问题。
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因为政治理念相近，引为同道，大家为了贯彻理念而组织起来参与政治，这叫政党，这是政治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政党政治也是促进近现代政治成熟的重要因素。政党并不是贬义词，即便代表某些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但只要是在法律的框架里面合法竞争，那就是合法利益，就没什么问题。
但是中国古代的秦制帝国是不允许政党出现的，理论上皇帝独霸天下所有利益，官员乃至百姓的利益只不过是皇帝赐予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组团来要自己应有的一份，甚至帮老百姓要那更是大忌。所以“结党”这个词在秦制帝国是贬义词，只要一沾上就会被帝国名正言顺的打击。
当然，不同的“结党”，皇帝的应对方法也有区别。如果结党的人没有政治理念，愿意迎合皇权，只是给自己捞好处，这就叫“朋党”，那么即便他们贪腐、残暴、不称职、不负责任，只要不是太过分搞出大事故，皇帝是不太介意的。相反，如果结党的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对抗皇权，那么即便品德高尚、能力出众甚至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皇帝也要优先打击、残酷打击。
在秦制帝国的重压之下，有志之士虽有组成政党的客观需要，但很多时候不但不敢公开承认，还要撇清自己“无偏无党”，表现出“孤臣孽子”的风范，以免政敌的诬陷和皇帝的残害。
而真正的朋党把自己看不顺眼的正人君子诬陷为“朋党”，鼓动皇帝进行打击，在历史上也并不新鲜。
东汉宦官就诬陷清流名士“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掀起两次党锢之祸，将清正有能的官员清洗一空；北宋吕夷简等人对付范仲淹，也是诬陷其“勾结朋党”；南宋外戚韩侂胄则将反对自己的大半个学术界诬蔑为“伪学逆党”，让宋宁宗将他们罢官、流放。其实东汉宦官、吕夷简、韩侂胄自己就是朋党的头目，反而诬陷别人是朋党，明末的阉党把正直士人诬蔑为“朋党”、“东林党”，也不过是袭他们的故智而已。
“诬以朋党”这事，太监的祖宗就干过
汉末党人也好，道学人士也好，东林人士也好，他们德行、能力、政绩等方面都没什么问题，找不出可以攻击的点，而他们的对立面基本上一无是处。但是没有关系，一顶“朋党”的大帽子扣上去，无论他们才德如何出众，皇帝都可以名正言顺的打击。此即欧阳修所说“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吴应箕所说“小人之倾君子，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
所以“东林党”原本是不存在的，“东林党”这个词是阉党为了将正直之士诬蔑为朋党而发明出来的。当然，到了复社时代，东林的后继者们是有点朋党的意思了，但那也是被阉党拉了下限，在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并不存在一个叫做“东林党”的朋党。
阁部之争与历次京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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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人士的崭露头角，与明朝政治体制的演变有很大关系。
我在《东林的对立面哪里是阉党，分明是恶性皇权》一文里分析过，朱元璋废掉宰相以后，内阁大学士的身份只是国事顾问，跟真正的宰相相比，只有议政权（明宣宗以后还分一半给太监），没有监督执行权，所以从法理上来说，内阁并不是六部尚书的领导。
朱元璋这样设计，是为了在内阁权力渐重时，挑动六部拆内阁的台，避免内阁演变为真宰相，导致皇帝不能为所欲为。此外，朱元璋还设置多重言官系统，都直属于皇帝而非宰相，帮助皇帝对付宰相。这套制度的用心是在朝臣里面蓄意制造内耗，这样皇权就可以稳如泰山，随意的摆布官僚系统。
但是当内阁逐渐被皇帝驯化以后，内阁就成为了皇权的一部分、太监一般的存在，这时候朱元璋原本用来对付内阁的六部和言官继续在制度的惯性上行进，批内阁就相当于批皇帝，就具有了反抗皇权为所欲为的正当性。
具体到万历时代，自从万历清算张居正以后，申时行、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等内阁辅臣的独立性基本消失，成为皇权的一部分，变成皇帝用来调和与群臣矛盾的棋子和摆设，皇帝的恶行也就成了他们这些无原则顺从的阁臣的恶行，所以六部和言官对他们的批判就非常正当了。
六部和言官与内阁交战的焦点，是六年一次的“京察”。京察是由六部中的吏部和言官系统的都察院主导，对五品以下的官员进行进行考察，根据其能力与操守进行提拔和罢黜，四品以上的官员则由皇帝自己考察和奖惩。
这些五品以下的官员，有很多是内阁辅臣的党羽。内阁辅臣的人不一定就恶劣，但是万历朝内阁劣化以后，其党羽也就等而下之，其中有不少贪腐、渎职之辈。尚未被皇权劣化的六部和言官之中颇有责任心强的官员，对这些贪渎之辈十分不满，想要在京察中将他们罢免。
阁部在京察交锋的开端就是赫赫有名的“万历十五年”，开启这一进程的人里面也有一位赫赫有名，就是连皇帝都敢骂的海瑞海青天。
京察同时在北京、南京进行，万历十五年（）丁亥京察，北察由左都御史辛自修主持，南察由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主持，两人均铁面无私，有志于裁汰贪渎的官员，结果被申时行阻挠，支持辛自修、海瑞的顾宪成、顾允成等都被罢官降职。不过有更多正直的士大夫继承海瑞的精神，批判贪渎之辈的总后台——明神宗与他的内阁。
海瑞是京察裁汰贪官污吏的发起人
到了万历二十一年（）的癸巳京察，由吏部尚书孙鑨、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日后都被诬为东林党）主持。这次京察，首辅王锡爵的党羽工部主事徐泰时、都给事中杨文举，以及辅臣赵志皋的弟弟赵学仕等都因为贪赃枉法等有实锤的恶行落马，但孙鑨、赵南星并非借此搞党争，而是十分公正，孙鑨的外甥吏部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亲家吏科都给事中王三余也因为自身问题遭罢免，这纯粹是吏部为了刷新政治，对不合格的官员进行的一次沙汰。
但是王锡爵、赵志皋等内阁辅臣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策动一些言官来报复。
按照京察的制度设计，在吏部和都察院考察过后，其他言官还可以“拾遗”，对他们漏掉的应该奖惩的人再检查一下，于是内阁控制的言官弹劾吏部稽勋司员外郎虞淳熙“好禅修”，兵部职方司郎中杨于庭“恃才躁妄”，还有兵部主事袁黄（罪名不详，可能是“非儒”，因为袁黄即袁了凡，喜好佛学）。
刑部给事中刘道隆借此宣称孙鑨、赵南星对该贬的人不贬，奖惩不公，将他们诬为朋党，这一下正中万历帝的下怀，内阁是万历的挡箭牌，怎么能让六部和言官打倒，于是万历趁机指责吏部“专权结党”。
实质上内阁弹劾这三个官员的理由都立不住脚。虞淳熙和袁黄没有任何劣迹，喜欢佛教本身并不是罪过，杨于庭虽然脾气不好，但在平定宁夏拜和抗倭战争中颇有参谋之功，这些小事并不足以让他们罢官，而且当时袁黄还正在朝鲜战场做参谋，与侵朝日军血战，攻击他更是败坏国事。看到这里，是日后的东林还是他们的对立面不顾国事，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不过在万历那里，国事、是非都不重要，自己爽最重要，于是他在一段时间内借机罢免了孙鑨、赵南星，以及为他们说话的高攀龙、顾宪成等官员，以维护帮自己挡箭的内阁。顾宪成从此回乡，不再出仕，即便日后被朝廷起用也坚决拒绝，十一年后开办东林书院，力图拯救世道人心。
很多现代阉党欺负大家不会细读明朝史料，不说被罢免的徐泰时、杨文举是罪有应得，也不说孙鑨、赵南星同时罢免自己的亲戚吕胤昌、王三余，更不说内阁报复的虞淳熙、杨于庭、袁黄等并无过错，只说双方各罢免了谁谁谁，想给大家制造东林前身与阉党前身一样党争，一样黑的印象，从而洗白阉党。不过有大司马在，他们这些伎俩是无所遁形的了。
东林书院到底是干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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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宪成回乡后搞的东林书院究竟是什么性质，是不是如《明朝那些事儿》所说“讲学东林，遥执朝政”？完全不是。
东林书院是宋儒杨时讲学之所。杨时是程颐的弟子，程门立雪说的就是他。日后的东林人士多信奉程朱理学，所以顾宪成回乡后想要修复东林书院，在士绅的赞助下东林书院很快完工，官方也资助了点钱修祭祀杨时的道南祠，但这只是官府淳化地方风俗的惯例而已，并不是东林挥霍税收或者控制州县。
后来浙党的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书院在浒墅关私设税卡、讲会期间让无锡县出资招待、干预州县事务，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当时已经被光禄寺丞吴炯等人批烂，现代阉党却欺负大家没有细读明史，拿来继续诬蔑，真是黔驴技穷啊。
顾宪成在癸巳京察后被内阁报复，罢官回乡，对官场心灰意冷，但他改善世道的志向并没有因此磨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当官时他主张裁汰贪渎之辈，回乡后则想用心学冲击之下一度衰落的程朱理学来拯救世道人心。
程朱理学的理论是政治伦理化：只要世人都成为圣贤，社会就会变好。皇帝如果成为圣贤，那么掌握无限权力也不会为恶了。这是北宋以来儒生从政治上限制皇帝失败以后，不得已之下建构的新理论，对皇帝的制约很弱，但不是完全没有，南宋以后的士大夫要限制皇权，也只有这种聊胜于无的理论武器了。
顾宪成、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每年大会一次，小会八次，会约按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损益而成。讲学的目的是增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儒学水平，改善世道，但并不评议政治，院规的第三条就是“绝议论以乐时”，具体表述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谭，有问不对”，东林书院的教材《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的主旨也是学术而非政治。
这跟日后复社主讲两汉经学，直奔具体政治的做法是大异其趣的。
无锡东林书院
因为顾宪成、高攀龙等主讲之人社会声誉很好，儒学水平也很高，所以东林书院的影响越做越大，江南士绅纷纷前来听讲，甚至江南以外也有人来旁听，许多人因此坚定了儒学信仰和立身原则，在泰昌、天启两朝为了维护纲常、限制皇权挺身而出，与阉党血战到底。
至于现代阉党捏造“东林党”代表了江南士大夫豪商利益，抱团不交商税导致明朝灭亡什么的，全是扯淡。东林书院连政治都不谈，还怎么“结成朋党”、“代表江南士大夫豪商利益”啊？后来朝廷想要起用顾宪成，顾宪成都坚辞不去呢。至于“抗拒商税”的谣言，文章会专门辟谣。
至于办书院也并不是江南士绅的专利，各地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士绅都办书院。江南之外，还有邹元标主持的江右书院，汪应蛟主持的徽州书院，冯从吾主持的关中书院，从南到北到处都有。只不过江南经济最发达，书院最密集，所以其魁首东林书院显得特别耀眼罢了。
那么一帮研究学问的人为什么会别说成朋党“东林党”呢？这是因为内阁争权导致的政治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