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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姝祺实习记者王月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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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中旬，刚刚入伏的上海气温已经快逼近40度。任强手里拿着刚买的两个花卷和一杯豆浆，共花费了四块钱，一边吃一边走到了虹桥火车站西边天桥底下。他仔细研究过，这里能够连上网，可以省点流量费。耐着燥热，他拿出屏幕已经有多处裂纹的手机，点进劳务工作群，试图找点活儿干。
很快，任强失望地退出群聊，依旧没有可选择的岗位。自确诊新冠阳性后，他便失去了在上海工作的机会，即使他已经康复快两个月了。“去过方舱的他们都不要，有些招工条件没备注这个，打过去问，人家一听阳过就不回复我了。”
从方舱出来后，任强居无定所，也找不到工作，一路从临港来到虹桥火车站。他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被子行李都放在火车站内一条偏僻过道，还有好些确诊过的“同伴”跟他一起。“居住”在虹桥火车站卫生间的“阿芬”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媒体报道求职受挫的经历后，她已经顺利找到了一份快递员的工作。
任强希望自己可以是下一个“阿芬”，但劳务中介传来的最新消息仍是拒绝。
在国务院和上海地区均发文，明令禁止不得歧视新冠康复者之后，这种歧视现象依旧存在。多位劳务中介告诉界面职场，上海除了昌硕、达丰两家大电子厂之外，其他企业招聘均不接受新冠阳性康复人员，“面试就不要。”
个例的解决尚未来带新冠康复者被歧视现象的普遍改善。截至7月18日，全国现有确诊新冠疫情人数接近万人，他们在求职中屡屡碰壁，在正常工作中遭受异样眼光。如何打破对阳性的恐惧，消解对康复者的就业歧视和职场偏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漂泊
4月20日，任强带着随身行李和60多位工友一起，从南京乘坐大巴来到上海。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上海高桥石化方舱，为确诊的新冠患者配送食物和生活物资。
任强打听到这儿干一天能有块钱，属于是“高薪”工作。即使一天要工作12小时，也存在被感染的几率，他还是背着包来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上海。十天后，他的核酸检测呈阳性，被拉到临港隔离。
5月15日，三次核酸检测阴性后，任强从临港的方舱出来。他第一时间联系了介绍工作到上海的劳务中介，询问是否可以继续回高桥石化方舱服务——这是之前约定好的，康复后可以继续工作。但对方立马改口，确诊过的不能再回去服务方舱，回南京的隔离费用也变成了自行承担。
“他（劳务中介）突然就改变了主意，我工作也没了，南京又回不去，后面再联系他就没有接过电话了。”任强无奈地表示。
由于在上海居无定所，任强和同伴被带到了浦东新区周浦东南幼儿园。疫情期间，这里作为临时安置点，收留滞留在上海的无固定住所的人员。6月1日，上海解封，临时安置点要拆除，任强提着行李，不得不再次为生计奔波。
六月初的上海已经显现出几分燥热，任强和同伴有些焦灼，迫切想要找到一份包吃住的工作，哪怕日薪只有一两百也可以，只要能积攒一些钱承担起回南京隔离的费用。他提前咨询过，如果到安徽滁州集中隔离，费用只用元，剩下的7天居家隔离他直接找个便宜的小旅馆就行。
但是，任强搜索了不少上海招工信息，保安、搬运、快递员什么工种的都有，但都明确写着，“确诊过阳性或者进过方舱的不要。”他不敢隐瞒这段经历，“因为身份证一查就清楚，随申办信息也都要看”。
根据上海防疫政策，出舱人员三个月内参与的常态化核酸检测必须是“单人单管”，核酸检测点也有所不同。同时，之前的阳性记录也会保留在随申办里，很容易就核实身份。
任强加的一些劳务群，明确要求去过方舱的不要。摄影：周姝祺
一天下来都没有进展，住处还没有解决，任强已经做好在地铁口临时安置的准备，好在他的同伴联系到在三林镇有20元一晚的日租房。经过近1小时的颠簸，他们到了临时落脚点。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附近在招拆除方舱的工人，只用提供姓名、身份证以及核酸阴性证明等信息，没有明确指出不要“阳过”的人，并且工资日结，一天00元。
第二天一早，任强一行乘坐大巴赶到干活点。正准备上工时，接收方的人突然表示，进过方舱的都不要。“我们都已经懵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阳过’也能干的活，突然之间又变卦了，我们又被舍弃了。”
据任强描述，当天现场聚集了不少人，还有工人大老远打车赶了过来，就是以为工地能接收新冠康复者。在工人和接收方中介爆发了几次口角冲突后，最终双方协商，不符合上工要求的，每人赔偿00元，自行离开。任强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也夭折了。
考虑到火车站附近或许有更多的工作机会，6月4日，任强与被“淘汰”的工友一起，从浦东乘坐地铁来到了虹桥火车站，不曾想就在此“定居”了下来。
“定居”
刚到虹桥火车站时，任强还不熟悉环境，每天早上在罗森便利店买个2块5的包子和一杯块5的豆奶，中午吃的是6块钱一份的泡面，或者是花9块9买好几包的袋装泡面。
任强透露，6月初的时候，虹桥火车站附近滞留了不少人，有些跟他一样确诊康复后找不到工作。在他们介绍下，任强找到了附近便宜的餐馆，每天一份五块钱的土豆丝和三块钱一碗且可免费续的米饭。“肉太贵了吃不起，米饭还可以免费添，也能顶饱。”
每顿饭精打细算甚至隔离费还要重新攒是因为任强把身上几乎所有的积蓄都寄回了家，只留下了工地赔偿的00元。他是甘肃人，今年已经47岁，大女儿刚参加完高考，超出一本线4分，他需要存钱为女儿支付大学的学费，小女儿也才上三年级，家庭的负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对于自己进过方舱一事，任强不敢告诉家里人，甚至亲戚们都以为他还在南京打工。每次家里要视频，他都表示工作不方便，偶尔才通一下电话。“我怕我这个阳性，回到老家，家里人知道了也会区别对待，这种都不敢讲。”
到虹桥火车站后，他还在尝试找能够日结的零工，但依旧没有回音。一个多月过去，现金只剩下不到元。他想要找劳务中介要回元的反向费，这也是在来上海前对方承诺支付的一笔费用。但中介一直拖延找理由，任强投诉到劳动监察大队，迟迟没能得到解决。
“有了这个钱，我就回南京，在那边做了两年，劳务市场也都熟悉。”任强说，“现在每天无所事事，心里总是不踏实。”往年，他可以挣到万到4万一年，但今年整个上半年，也只攒下了几千块钱。
任强告诉界面新闻，在虹桥火车站“定居”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像在打“游击战”。早上5点，他要在保洁赶来前，在厕所简单洗漱；晚上11：0火车站要消杀清场，他得在车站外面等到零点以后，再回来躺下。洗澡也是用2.5升装满水的雪碧瓶，一边弄湿毛巾一边清洗。“有次太久没有清洗，牛仔裤汗湿又晒干后都破损了，真的挺难堪的。”
一些滞留者的行李堆放在虹桥火车站天桥上。摄影：周姝祺
周涛则似乎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他没有像任强一样忙着找工作，而是在虹桥火车站做起了劳务中介。他称有自己的渠道可以推荐工作，但也都要是没有“阳过”的人。
事实上，周涛本人也曾因为进过方舱而被工作拒之门外。他告诉界面新闻，疫情前他在浦东一家电子厂打工，4月份被收入方舱，5月隔离解除后，电子厂也不能再回去。他在进厂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保安，想要重新回去，也因去过方舱的缘故，被委婉地拒绝。
“如果我之前能一直在保安公司那边干，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周涛直言。
值得一提的是，周涛和任强都听说了“阿芬”的故事。和他们有类似经历的“阿芬”在求职过程中，也是屡屡受挫，只能临时住在虹桥火车站的卫生间。在媒体报道后，多方帮助下，“阿芬”已经在一家快递公司做分拣员。
7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发布会上，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尹欣表示，上海市各部门、各单位都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不得歧视。
7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会议明确强调，严禁在就业上歧视曾经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的康复者。任强仔细地看了这则新闻，再度尝试联系劳务中介，但对方依旧要求，“历史无阳”。
“歧视”
任强、周涛和“阿芬”的经历不是个例。
上海《新闻晨报》报道，上海浦东松江部分劳务中介称，迪士尼的保安岗位要求“没有阳性记录，没有方舱记录”，大金空调的招聘信息也明确“进过方舱、阳过、做过方舱志愿者的不要”。
一位负责大型生鲜电商平台上海区域直招的人力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过去个月内曾经阳性的人员，不能提供工作机会。另一家大型生鲜电商的招聘人员称，只要是“阳过”的，无论几个月以前，目前都无法录用。
界面职场注意到，在国务院明令禁止不得歧视新冠康复者之后，这种歧视现象依旧存在。7月17日，界面职场以新冠康复求职者的身份咨询了上海部分劳务派遣中介。一位员工表示，上海除了昌硕、达丰两家大电子厂之外，其他企业招聘均不接受新冠阳性康复人员，“面试就不要。”
当被问及为何国务院明令禁止之下歧视现象仍然存在时，上海聘速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员工表示：“不知道，规定我个人是非常赞成的，但厂里不要，我们也没办法。”
有评论认为，一些企业歧视新冠康复者，是担心他们“复阳”传染其他人，影响正常生产。还有人指出，虽然上海和国家都强调过这方面的规定，但考虑到一旦出现疫情反复，他们可能面临监管处罚和经济损失的严峻后果，部分企业仍然选择将新冠康复者排除在外，将风险降至最低。
这种歧视不仅局限在劳务工人层面，即使是制度更加完备的白领群体，也会存在就业歧视以及在职场环境中被区别对待。
B站up主“我是小妖怪”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她在5月底发布的视频中自述，自己在已经与某教育机构谈好合同、成为某中学俄语教师后，突然接到电话，询问她是否曾经感染新冠。得到up主肯定的回答后，校方要求她立刻离开学校。
这家教育机构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新冠痊愈患者“毕竟是去学校里面，可能校长和家长也是担心学生，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点影响的。如果在培训机构，学校以外的地方授课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去学校内可能不太行。”
另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馈，自己康复后回到办公室，遭到了同事的异样眼光，像躲瘟疫一样逃避自己。一名网友表示，“隔离结束后老板和同事都不让我回公司上班，怕我会感染他们，这个时候受到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我确诊时所承受的生理伤害。”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8日，全国现有确诊新冠疫情人数接近万人。在防疫常态化的今天，如何纠正新冠歧视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万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是在保护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采访时指出，整个社会在面对新冠在内的传染病时缺乏科学的精神，也缺乏换位思考的意识。“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平等地对待他们，那么明天、后天、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当你也感染了新冠或者其他的传染病毒，是不是也会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一个多月以来，任强时常问自己，已经做了几十次核酸都是阴性，为何依然无法证明自己已经康复。国家卫健委官员和各方专家已经多次强调，即便新冠康复者出现复阳的情况，也不会引发传染。但抗疫已有两年半时间，社会上部分群体对阳性的恐惧并没有随着对病毒传播特性的了解而消弭。
7月1日晚上，上海出现了“超级月亮”，这是全年最接近地球的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大的满月。任强没有抬头驻足观望这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他背着红色的编织袋，微微佝偻着身躯，从虹桥火车站西边天桥底下走向熟悉的过道，今晚他将在那，独自席地而睡。
（应采访对象要求，任强、周涛均为匿名）